第1章

“赵东升，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就你一个大聪明？”

我妈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，滚烫的茶水溅出来，在玻璃板上洇成一滩黄渍。我盯着那滩水，看它慢慢漫过一张红色塑封的相片边缘。相片上的姑娘梳着马尾辫，嘴角悬着一点笑，眼神亮得像刚洗过的葡萄。我妈伸手把相片从水渍里捞出来，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又怼到我眼皮底下。

“你张婶费了多大劲才给你约的人家，人家姑娘在县棉纺厂上班，正式工，爹是村小学的老师，你掂量掂量你自个儿，你配挑吗？”

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，烟灰掉在布鞋面上，他也没弹。老屋的挂钟敲了七下，天已经暗透了。院里的丝瓜藤被风吹得哗啦啦响，月亮还没上来。

“我不去。”我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不去。”我站起来，椅子腿刮过水泥地，发出尖利的一声，“我今年二十一，不是四十一，你们急什么？”

我妈的脸一下子涨红了。她回头看了一眼我爸，我爸没动，只是把烟屁股摁灭在门框上。我爸这个人，一辈子闷葫芦，但我妈一个眼神他能读出三页纸的内容。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，走到我跟前。

“你要想清楚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每个字都像蘸了砂纸，“人家姑娘不嫌咱家穷，不嫌你没正式工作，你还有什么可拿乔的？”

“我不是拿乔，”我说，“我就是——”

我顿了顿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说我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该就这么定下来？我说我还想出去看看？这些话在我嘴里翻来覆去滚过无数遍，但每次面对他们，都像嚼过的甘蔗渣，又干又没味。

“你就是心野了。”我妈接话，她的声音忽然低下去，低得让我后脊梁发凉，“赵东升，你摸摸良心，你爸的腰怎么坏的？为了供你读那个破中专，他在工地上扛了三年水泥。现在你毕业了，在家里蹲了大半年，人家姑娘不嫌你，你倒嫌起人家来了？”

“我没嫌——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见？”

我张了张嘴。我想说我不是嫌她，我只是不想被按着头去做一件事。但这话说出来，比我妈眼角的皱纹还苍白。我看了看我爸的背影，他重新蹲回门槛上，后颈晒得黢黑，皮肉贴着骨头，颈窝深得能盛下一勺水。

“我明天去。”我说。

我妈的表情松了一瞬，但那种松垮里带着不信任。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。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县城老槐树茶楼，三楼梅花厅。张婶在门口等你，你把头发洗洗，把你姐寄回来的那件白衬衫穿上。”

我接过纸条，折了两折，揣进裤兜。

当晚我没睡。老屋的房梁上耗子跑了一夜，我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全是县棉纺厂那个马尾辫姑娘的眼神。我甚至没见过她，但她的照片被茶水泡过，现在那张脸在我脑子里是模糊的、泛黄的，像从水底捞起来的旧月份牌。我不讨厌她。我讨厌的是这张纸条压在口袋里的重量。它像一块铅，从明天下午三点开始，把我往后几十年的路焊死在一条铁轨上。

凌晨两点，我爬起来。我妈在隔壁屋打呼噜，我爸偶尔咳两声。我摸黑从床底下拽出那个蛇皮袋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、一本翻烂了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还有去年过年我姐塞给我的五十块钱。我把五十块钱摸出来，就着窗外的月光看了一眼——钱已经旧得发毛了，但没花过。我姐嫁到市里那年，拉着我的手说，东升，别窝在家里，出去闯闯。她说着说着就哭了，我姐夫在门口按喇叭催她走。

我把钱塞回兜里，又把那张相亲纸条掏出来，看了两秒，揉成团扔进床脚的纸篓。然后我拎起蛇皮袋，光着脚走到门口，踮着脚把门栓拨开。老屋的木门轴缺油，一推就吱呀一声。我停住，屏住呼吸，听见我妈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睡过去了。

我出了门。月亮上来了，把院里的丝瓜藤照成一片墨绿的剪影。我没回头，光脚穿过院子，在院墙角的砖缝里摸出我藏了半个月的鞋。那是一双解放鞋，底子快磨穿了，但穿着它我能走很远。我蹬上鞋，翻过矮墙，落进隔壁张婶家的菜地里，踩碎了两棵小白菜。

走到村口公路的时候，东边刚泛鱼肚白。最早的班车要六点半才到，我就蹲在路边的石墩子上等。秋天的凌晨冷，我把蛇皮袋抱在胸前，看着远处的麦田一层一层地从黑变成灰，从灰变成绿。那时候我心里什么也没想，空的。就像一张被人抽走了所有字的纸，风一吹就哗哗响。

车来了。我上车，投了两块钱，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。车厢里只有我和一个去县里卖鸡蛋的老太太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车颠着往前走，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里画了一个圈。圈里面是个问号。

去哪呢。我也不知道。但车往南开，我就跟着往南开。到了县城车站我没下车，又补了五块钱，换了一辆去市里的中巴。中巴上人多，我挤在引擎盖旁边，蛇皮袋搁在脚面上。旁边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说工地上还缺人手，日结，管一顿午饭。我听了一耳朵，等他挂了电话，我拍了拍他肩膀。

“大哥，”我说，“你们工地还要人吗？”

他上下打量我，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停了两秒。“扛得住吗？”他说，“二十层楼，搬砖扛水泥，一天十二个钟头。”

“扛得住。”

“行，那你跟我走。”

我真就跟着他走了。从市里又倒了一趟长途汽车，往西开了四个钟头，中间在山路上颠得我把早饭吐了个干净。下车的时候天已经擦黑，眼前是一个正在挖地基的大坑，坑边上搭着几排蓝色铁皮工棚，探照灯白晃晃地照着，到处是黄土和钢筋。

皮夹克男人把我领到最边上那间工棚，掀开门帘，一股汗味和烟味混着泡面的味道扑面而来。里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光头，左眉骨上有一道疤，穿一件军绿色背心，正就着一盏充电灯看一本卷了边的武侠小说。他抬起头来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。

皮夹克男人说：“李哥，新来的，路上捡的。”

那个被叫李哥的光头男人把书放下，上下扫了我一遍。目光从头到脚，又从脚到头，最后停在我脸上。他嘴里那根烟从左嘴角挪到右嘴角，忽然笑了一下。那个笑不咸不淡的，像在茶馆里认出了一个三年前欠他茶钱没还的人。

他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带着点沙哑，像烟抽多了的嗓子。

“跑得挺远啊。”

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，在桌角上磕了磕，眼睛眯起来。

“躲得过初一，躲得过十五吗？”

工棚里安静了一秒。旁边两个打牌的男人停了手，抬头看我。充电灯的光在那道眉疤上切出一条阴影，李哥的表情似笑非笑，像猫看见耗子跑进了自家厨房。

我拎着蛇皮袋的手紧了紧。蛇皮袋的提手勒进掌心，我才发觉自己手心全是汗。皮夹克男人站在旁边，看看李哥又看看我，张了张嘴想问什么，但被李哥一抬手止住了。

李哥站起来。他比我矮半个头，但肩膀很宽，往我跟前走一步，我退了一步。退到门帘边上，门帘被风掀起来，外面的探照灯光刺进来，照得我眯了一下眼。

“你妈知道你跑了吗？”他说。
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插进某个我没防备的锁孔里轻轻一转。我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。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翻——这个人是谁？他怎么会认识我妈？村头的熟脸？我爸工地上以前的工友？不对，我爸干了三十年工地，活泛的那几个我多少都有点印象，这张脸我没见过。

“你认错人了。”我说。声音是干的，像砂纸蹭在铁皮上。

李哥把烟重新叼回嘴里，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，“啪”地打着了，火苗舔上烟头。他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来，烟雾在探照灯的白光里散开。

“赵东升，”他说，把烟夹在指缝间，又朝我脸上指了一下，“九八年的，属虎，农历七月十四生，中专读的县农机校，去年毕业，在家蹲了八个月。你姐叫赵东梅，嫁到市里，你姐夫姓周，开一辆白色面包车。你妈姓王，你爸腰上有旧伤，阴天下雨就疼得直不起来。”

他每说一个字，我脊梁上的汗就凉一分。说完他把烟重新叼上，歪了歪头，那道疤在灯光下一跳。

“还要我说下去吗？”

我没说话。工棚里那俩打牌的男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把手里的牌扣下了。皮夹克男人退到旁边，双手插兜，吹了一声口哨，像在看热闹。

李哥走近一步。这回我没退，因为我后背已经贴上墙了。铁皮墙被太阳晒了一天，到晚上还是温的，隔着单薄的褂子，贴着我的脊梁骨。

“你爸欠我三千二百块钱，”他说，声音还是不急不缓的，“去年冬天他在我手底下干过一个月的活，腊月二十三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我垫的医药费。他说开春还，开春没动静。我去你家找过两回，一回你妈说你不在，一回你爸说手头紧，再宽限宽限。”

他把烟灰弹在地上。烟灰落在黄土上，灰白的一小撮。

“我也不是来催债的，”他说，“但我得知道，你跑这儿来，是你爸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己的意思。”

我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。我想说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我爸还欠着这笔钱。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我爸从来不说这些事。他只说“工地上的事你别管”，然后每天早晨五点出门，晚上八点回来，一身灰，洗个澡倒在床上就睡。他腰疼的时候整宿整宿翻不了身，我妈给他拔火罐，后腰上一圈一圈紫红色的印子，我看着，他不知道我看见了。

“你自己的意思。”李哥看着我，点了一下头，“行。那你现在知道了。给你两个选择。”

他把那根烟抽完，烟屁股摁在桌角的铁皮烟灰缸里。烟灰缸里已经插了七八个烟头，密密地挤在一起。

“第一，你现在滚回去，告诉你爸，钱我等着，但别让我再扑空。第二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环顾了一圈工棚。铁皮顶棚被风吹得咣当响了一下，像有人在天上敲了一口锅。“你留下干活。一天二十，包两顿饭。干满五个月，债清了，你再决定是走是留。”

他伸出右手，掌心摊开，粗糙的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。

“选吧。”

工棚外面有人喊开饭了。铁皮碗敲在铁皮桶上的声音叮叮当当传过来，夹着风声和远处挖掘机的轰鸣。探照灯的光晃了一下，我眨了眨眼，那只伸在我面前的手没动，稳得像钉在桌面上的一块木墩。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蛇皮袋。袋子破了个口子，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硬书角从破口里支棱出来，书脊上印着的那张脸的轮廓被灯光照得半明半暗。我忽然想起我姐说的那句话。她说完就哭了，被姐夫按着喇叭催走了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她围了一条红围巾，眼泪淌下来冻在腮帮子上，亮晶晶的两条。

我松开蛇皮袋。袋子落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。然后我抬起右手，掌心朝上，在充电灯的光下面，对上了那个眉骨带疤的男人的手掌。

“我留下。”

我说。声音不大，但工棚里安静下来了，连风都停了一瞬。李哥的手掌干燥而坚硬，他的拇指扣在我虎口上，握了一下，不轻不重。
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明天六点上工，去A区搬水泥。老袁，带他去十二号棚铺床。”

那俩打牌的男人里站起来一个瘦高的老头，冲我招了招手。我弯腰拎起蛇皮袋，跟着他出了工棚。掀开门帘的一瞬间，外面的冷风灌进来，灌进领口和袖口，灌进每一处被汗浸透的地方。我打了个寒战，但步子没停。

瘦高老头走在前面，手电筒的光在坑洼的泥地上摇摇晃晃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一句什么，但风太大了，我没听清。我只顾低着头往前走，脚下的黄土软塌塌的，踩上去陷一下，拔出来又陷一下。

十二号棚在最边上，铁皮墙上用红漆刷了一个歪歪扭扭的“12”。老头推开门，里面四张上下铺，空着一张上铺。他把手电筒往上一照，铺板上蒙着一层灰。“自个儿收拾，被褥在墙角那堆里头翻。”他说完就走了，手电光消失在夜色里。

我爬上去，从墙角扯了一床薄被，抖了抖灰铺开，然后把蛇皮袋塞到枕头位置。铁皮棚顶很低，我坐起来头就顶着天花板，凉冰冰的金属贴着头发。外面的探照灯从缝隙里漏进来几道光条，横在铺板上，像栅栏。

我把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从袋子里抽出来，翻了翻。书页已经泛黄了，我姐当初从学校旧书摊上淘来的，翻到某一页的时候，里面夹着一张纸条。纸条是我自己塞进去的，去年冬天写的，就一句话——

“总有一天要走出去。”

我把纸条抽出来，看了两秒，揉成团扔进角落的垃圾桶。垃圾桶里空空的，纸团落进去，滚了一下，停了。

我躺下来，盯着铁皮顶棚上的光条。工棚外面有人在说话，声音嗡嗡的，听不清内容。远处的挖掘机停了，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下来。安静得能听见风贴着铁皮滑过去的嘶嘶声。

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有人在敲一扇关紧了的门。

我闭上眼。

那个门还在敲。

第2章

六点整。老袁的手电筒光柱捅在我眼皮上，跟刀子似的。

“起来，A区。”

我翻身坐起来的时候，后脑勺磕在铁皮顶上，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老袁已经走了，脚步声踩在泥地上，吧唧吧唧的，由近及远。我揉着脑袋跳下床，脚底板踩到一双解放鞋，鞋里凉得像灌了冰水。昨天跑了一整天，脚上磨出两个水泡，这会儿踩实了，泡壁贴着鞋底，又胀又麻。

工棚里已经空了一半。另外三个铺位的人都不见了，被褥叠得歪歪扭扭，枕头上留着压出来的凹坑。我从墙角的水桶里舀了一瓢凉水抹了把脸，水珠顺着下巴滴在蓝布褂子上，洇开几个深色的点子。然后我推开门，钻进外面灰蒙蒙的天光里。

A区在大坑的东边，沿着一条铺了碎石的坡道走下去。秋天的早晨雾大，探照灯在雾气里削出几道光锥，光锥里浮着密密麻麻的尘土。工地上已经有人在动了，铁锹铲在碎石上的声音、卷扬机咯吱咯吱的响动、还有远远近近的咳嗽和吆喝，混在一起，从雾气底下浮上来。

我走到A区的时候，看见一堆水泥袋子码成一座小山，灰绿色的袋子堆了有两米多高。旁边停着一辆翻斗车，车斗里还剩半车水泥。一个穿迷彩服的胖子坐在车斗沿上吃馒头，看见我来了，用下巴指了指那堆水泥。

“李哥说了，今天把这堆挪到三号搅拌机那边。一趟五袋，不许拖。”

说完他又咬了一口馒头，嚼着，腮帮子上的肉一鼓一鼓的。

我弯腰去搬第一袋。水泥袋五十斤一袋，不算重，但码得紧，第一袋抠了半天才从垛子里拽出来。我把它扛上肩膀，灰尘扑簌簌地落下来，呛得我咳了两声。胖子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

从水泥堆到三号搅拌机，大概六十步。我扛着袋子走过去，放下，再走回来。第二袋，第三袋。走了三趟，肩膀上的蓝布褂子磨出一道白印子。第五趟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就是数步子。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六十步。放下，回头，再六十步。

雾慢慢散了，太阳从工棚后面拱上来，白晃晃的，没温度。第九趟的时候，胖子吃完了馒头，从车斗上跳下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碎渣，冲我喊了一声：“你裤子口袋，什么玩意儿掉出来了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地上的浮土里躺着那张被揉成团的相亲纸条。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纸篓里飞出来的，还是昨晚我塞口袋的时候没塞住。纸团在地上滚了两圈，被风掀开一个角。胖子走过来，弯腰捡起来，展开了看了一眼。他的表情变了一下，忽然笑出来，嘴角的馒头渣还没擦干净。

“哟，赵东升，老槐树茶楼，梅花厅。相亲啊？”

他把纸条晃了晃，声音不小。旁边几个正在架钢筋的工人停下手里的活，其中一个年轻的蹲在钢筋架上，歪着头看过来。

“我说你怎么跑工地来了，”胖子的嗓门更大了，“原来是逃婚的？九八年了大哥，你妈还给你包办呢？”

我伸手去抢纸条，他往后一让，我扑了个空。脚底下的碎石子一滑，我单膝跪在地上，膝盖硌在石头上，疼得我抽了一口气。

“还给我。”我说。

“急什么，”胖子把纸条又举高了一点，“我看看是哪家的姑娘……棉纺厂的，正式工，爹是老师。不错啊赵东升，你妈给你挑的这是金饭碗嘛，你怎么就想不开呢？”

蹲在钢筋架上那个年轻人跳下来，凑过去看了一眼纸条，吹了一声口哨。“老槐树茶楼，我去年跟我对象就在那儿见的。三楼梅花厅，好地方，一壶茶八块钱呢。”

四周的人都笑了。笑声是那种工地上的糙笑，从胸腔里挤出来的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用铁锹拍泥巴。我撑着地面站起来，膝盖上蹭掉了一块皮，血珠子渗出来，把蓝布裤子的膝盖处洇红了一小片。

“还给我。”我说第二遍。声音比第一遍稳一点。

胖子把纸条折起来，塞进自己迷彩服的上衣口袋里。“晚上再说，你先干活。人家姑娘的照片呢？你带没带？让我们也看看。”

我没理他，弯腰去搬第十袋水泥。袋子垛上边的灰被我蹭干净了，露出底下一行绿色的印刷字：4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。我把手指抠进袋子缝线里，一使劲，袋子离了垛。但刚才那只膝盖跪了一下，这会儿发软，我扛起袋子走第一步的时候，腿弯一颤，袋角扫在地上，扬起一大片灰。

“行不行啊？”胖子在后面说，“不行就别扛了，去跟李哥说，让你去厨房帮工，省得把水泥糟蹋了。”

旁边的钢筋架上又传来几声笑。我没回头，拖着那袋水泥往三号搅拌机走。六十步，每一步腿弯都打一下颤，像踩在弹簧上。水泥袋子拖在地上，摩擦着碎石，发出的声音尖细刺耳，一下一下刮着我的耳膜。

放下袋子的时候，搅拌机旁边的老工人看了我一眼，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。“喝口水。”他说。我接过来灌了两口，水是温的，带一股铁锈味。我把水壶还给他，道了声谢，转身往回走。

上午还剩一半。我继续搬，到中午歇工的时候，那堆水泥少了三分之一。肩膀上的蓝布褂子磨透了，露出里面一层白色的棉线，再磨下去就该磨到肉了。食堂开饭在工棚中间的空地上，铁皮棚子底下摆了几张长条桌，一人一个搪瓷碗，排队打菜。菜是大白菜炖粉条，里面飘着几片肥肉。我端着碗找了个角落坐下，低头扒饭。

刚扒了两口，对面坐了个人。我抬头一看，是那个钢筋架上蹲着的年轻人。他比我大几岁的样子，皮肤晒得黑红，眼角有一点刀削似的褶子。他把碗放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创可贴，推到我面前。

“你膝盖，贴一下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接过来。他没多说，低头开始吃饭，吃得很快，筷子在碗里翻搅着，稀里呼噜的声音比搅拌机还响。我撕开一条创可贴，撩起裤腿，把膝盖上那块蹭破的皮贴上。血已经干了，结了薄薄一层痂，创可贴一盖上去，黏住几根汗毛，扯得有点疼。

“我叫王军。”他咽下一口饭，忽然说，“去年来的。你是李哥什么亲戚？”

“不是亲戚。”我说。

“那他怎么认识你？”

我筷子顿了一下。粉条从筷子缝里滑回碗里，溅出两滴油汤。“我爸欠他钱。”

王军看了我一眼，没接茬。他把碗里最后一口白菜倒进嘴里，嚼了嚼咽下去，然后把碗往桌上一搁。“你自己小心点。”他说。说完站起来走了，碗也没收，就那么扣在桌上，碗底朝上，露出一个豁口。

下午的太阳毒起来。秋老虎还没过去，工地上被晒得冒热气，水泥袋的铁丝捆扎处烫手。我搬了一下午，汗把褂子湿透了又晒干，干了又湿透，在后背上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。肩膀上的皮磨破了，创可贴不够用，我就把褂子领子往上拽了拽，让布面垫在磨破的地方，每扛一袋就疼一下，疼到后来就麻了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那堆水泥挪完了。胖子站在搅拌机旁边跟人打牌，看见我走过来，拍了拍口袋。“给你。”他把那张相亲纸条掏出来，扔在地上。纸条被他的汗浸得软塌塌的，上面模糊了几个字，但“老槐树茶楼”还能辨认出来。

我弯腰捡起来，没看他，转身走了。走到工棚背后，背靠着铁皮墙蹲下来，把纸条重新展开。纸面皱巴巴的，沾了灰和汗渍，那个马尾辫姑娘的脸从纸面上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个手机号和一串地址。

我把纸条撕了。撕成四片，又撕成八片，最后碎成指甲盖大小，撒在风里。碎纸片被风卷着飘起来，像一群灰白的蛾子，扑腾了几下就散进暮色里了。

回到十二号棚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爬回上铺，肩膀疼得没法侧躺，只能平躺着，两只胳膊摊在身体两边，像被钉在板子上的一只标本。工棚里另外三个人都回来了，两个在下铺打牌，一个躺在床上听收音机，滋滋啦啦的电流声里夹着一段评书，讲的什么听不清。

我盯着铁皮顶棚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白天的事。胖子的笑，王军的创可贴，李哥那句话——“躲得过初一，躲得过十五吗”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他只是想让我爸还钱？还是别的什么？那道眉疤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像一根没烧完的火柴梗。

我翻了个身，肩膀疼得我“嘶”了一声。下铺打牌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继续出牌。我侧过身，面朝墙壁，铁皮墙冰凉地贴着我的额头。外面有脚步声走近，然后脚步声在门口停了。

门帘被掀开。

“赵东升。”是李哥的声音。

我坐起来，肩膀的疼一下子蹿到后脑勺。李哥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就着门口挂的那盏昏黄的灯泡光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又抬头看我。

“你今天搬了多少袋？”

“大概……一百多袋。”

“一百三十七袋。”他说，声音里没什么情绪，“老袁给你记了数。第一天，这个量，还行。”

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揣进裤兜，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扔到我铺上。信封落在薄被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轻响。

“里面是今天的一百二十块钱，”他说，“多出来的二十是头一天的红包。以后每天二十，月底结。”

他说完转身就走。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

“你爸来过了。”

我的心猛地一缩。

“今天下午，”李哥的声音从门帘外面传进来，隔着一层帆布，有点闷，“他坐班车来的，在工地门口转了两圈，没进来。老袁看见他了，问他找谁，他说不找谁，就走了。”

门帘落下来。脚步声远去了。

我坐在铺上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，信封装着今天的一百二十块钱——我从没挣过这么多钱，一天一百二。但我的手指尖是凉的。我爸来过。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？我妈呢？她是不是一觉醒来发现我不见了，坐在堂屋里哭了半天？我爸一个人坐班车来的，在门口转了两圈，没进来。

他腰不好。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，他坐得住吗？

我把信封塞到枕头底下，重新躺下来。肩膀上的疼又回来了，一跳一跳的，跟着心跳的节奏。下铺的牌局散了，收音机也关了，工棚里安静下来，只有外面风刮铁皮的哗啦声。

我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，我爸的身影在黑暗里浮出来。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，后颈晒得黢黑，颈窝深得能盛下一勺水。他没进来。他为什么没进来？

那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像一只被关在铁皮房子里的蛾子，扑腾着撞墙，找不到出口。我闭上眼，想让自己睡着。但耳朵里一直响着一个声音——李哥最后那句话，他说“你爸来过了”，语气平平的，没什么起伏。

可我总觉得，他那句话没说完。

第3章

第二天出工的时候，我的肩膀肿了。右肩比左肩肿得厉害，整块肩胛骨像被人用擀面杖碾过，抬手过顶就牵扯着一根筋直抽。我把蓝布褂子领子立起来，让它兜住那块肿的地方，然后出了工棚。

今天换了个活儿。老袁在门口等着，手里拎着一把铁锹，递给我。“A区地基槽，把昨天翻出来的碎石清走。”

地基槽有三米深，沿着大坑的东壁挖下去，槽底积了一层碎石头和松土。我顺着梯子爬下去，槽底窄，两个人并排站都挤，铁锹铲下去，石头撞在槽壁上，叮叮当当弹回来。我一下一下铲着，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，槽底阴凉，风吹不到，空气里泛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。

铲了大约一个钟头，槽顶忽然暗了一下。有人站在了槽边上，挡住了光。我抬头，阳光在那个人的轮廓上镶了一圈金边，看不清楚脸。但那人开口了，声音是胖子的。

“赵东升，你上来，有人找。”

我用铁锹撑着槽壁爬上去。膝盖上的伤还没好利索，踩梯子的时候屈了一下，皮肉绷着有点发紧。爬到顶，看见胖子站在旁边，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，歪头往工地大门方向努了努。

大门外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。车身上印着一排红字，隔得太远看不清。车门开着，一个人站在车旁边，穿一件棕色夹克，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

是我姐夫。

我愣住了。胖子推了我一把：“愣什么，你姐夫是吧？他说他姓周。你们家今天是接力赛啊，昨天你爸，今天你姐夫。”

我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往大门那边走过去。姐夫看见我走近，先把塑料袋递过来，里面装着两个铝饭盒，摞在一起，用橡皮筋箍着。

“你姐做的，红烧肉和米饭。”他说，“趁热吃。”

我接过来。饭盒还温着，隔着铝皮传到底部，暖着我的手心。姐夫靠在车门上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自己抽出一根点上，吸了一口才开口。

“你妈昨天哭了一下午。”

我低头看着那个塑料袋，塑料袋口扎紧了，里面水汽凝成一层薄雾。

“你爸回来跟她说了，说你在这儿。她让你回去，相亲的事不逼你了。你爸没说话，一晚上抽了大半包烟。”

“我妈……”我顿了顿，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好不好你也得回去看看。”姐夫把烟灰弹在地上，“你姐让我来的。她说你这个人属倔驴，越推越不走，她让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他掐灭烟头，踩了一脚，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。姐夫这人平时话不多，我姐嫁过去三年，我跟他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二十句。但此刻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平，不是来劝架的，像传个口信。

“她说，东升，别憋着。你走就走，但得让人知道你是为什么走的。”

一阵风从工地方向吹过来，卷着灰土和水泥的味道。塑料袋在我手里晃了一下，铝饭盒轻轻碰撞，发出叮的一声。

姐夫说完就绕到驾驶座那边去了，拉开车门坐进去，发动机轰了一声。他降下窗户，又看了我一眼。“你姐说，饭要趁热吃。”然后车开走了。白色面包车碾过碎石路，拐上柏油路，越开越远，最后缩成一个小白点，消失在一排杨树后面。

我拎着塑料袋往回走。工棚之间的空地上已经热闹起来，午饭时间到了，铁皮碗敲铁皮桶的声音叮叮当当响成一片。我走到十二号棚门口，找了一块从搅拌机旁边拆下来的旧木模板，坐在上面，解开橡皮筋，掀开饭盒盖。

红烧肉还冒着热气。肥瘦相间的方块，酱色油亮，几块土豆炖得软烂，埋在肉块底下。我姐做饭的手艺随我妈，什么菜都舍得放酱油，颜色深，味道重。我扒了一口米饭，又夹了一块肉塞进嘴里，嚼着嚼着，喉咙底下突然涌上一股酸。

我使劲咽下去。把那股酸压回肚子底下，又扒了两口饭。

“你姐做的？”一个声音从旁边响起来。王军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了，他也端着一个搪瓷碗，碗里是食堂的大白菜粉条，跟我昨天的配置一模一样。他看了一眼我的饭盒，“红烧肉，你姐对你不错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蹲下来，把自己碗里的粉条夹了一筷子放到我的饭盒盖上。“加个菜。”他说。我没推让，用筷子把那撮粉条拨到自己碗里，拌了拌继续吃。

王军扒了两口饭，忽然说：“你知道李哥为什么认识你？”

我筷子停了。

“他以前跟你爸干过同一个工地，九六年还是九七年，在省城。”王军的声音压低了，眼睛没看我，盯着自己碗里的粉条，“你爸摔下来那次，不是工伤。是有人把他推下来的。”

风又吹起来了。饭盒里的热气被风搅散了。

“谁推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王军把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“李哥垫了医药费，但你爸后来没追究。工地上这种事情，没有监控，没有人证，说破天也就是个‘自己失足’。你爸也没再找过那个工地，钱也不要了，人就回了老家。”

他端着空碗往水池那边走，走了两步又侧过头来：“李哥那三千二，其实不是他垫的医药费，是他凑的。九八年春天，他挨个工友借了一圈，凑了这笔钱送去你家。你妈没要，你爸也没要。后来你爸去省城找过李哥一趟，又跟他说了句什么，李哥就再没提过这钱的事。直到你昨天来。”

王军走远了。

我坐在旧木模板上，手里攥着筷子，饭盒里的红烧肉慢慢变凉了。油凝在表面，结成一层半透明的膜。我爸去省城找过李哥。他跟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为什么李哥又忽然提起了那三千二，而且说“你爸欠我三千二百块钱”——他说的“欠”，是钱的事，还是别的什么事？

下午干活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。地基槽清完了，又被调到B区绑钢筋。钢筋六米长一根，手臂粗，两头带螺纹，得两个人抬着架到卡槽里，再用铁丝拧紧。跟我搭档的是一个姓陈的老工人，五十多岁，右耳聋，跟他说话得喊着。我们俩无声地抬钢筋、架钢筋、拧铁丝，一下午没怎么说话。但每次我走神的时候，他就会用扳手敲一下钢筋，当当两声，把我拽回来。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直起腰来擦汗。B区在工地的西边，抬眼就能看见那排杨树。中午姐夫的车就是从那个方向开走的。此刻树影被夕阳拉得细长，横在地上，像一排炭笔画的栅栏。

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昨天晚上李哥说我爸在门口转了两圈没进来——可我爸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工地的？我只跟李哥说过我留下，李哥不可能给我爸打电话。我妈也不知道这个工地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我跟着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走了长途汽车。

除非我爸本来就认识李哥。

除非他早就知道李哥在这个工地。

我握着扳手的手紧了紧。铁扳手上沾了锈，掌心按上去，锈迹印在皮肤上，像一道暗红色的疤。

收工的时候我去找李哥。他在最边上的那间铁皮屋里，门没关，灯亮着。我从门缝里看进去，他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，手指在算盘上拨着，珠子噼里啪啦地响。眉骨上的疤被灯光照成一条浅白色的线，弯弯的，像一小截蛹壳。

我敲了敲门框。他抬头，看见是我，没说话，又低下头去拨了两下算盘，才把账册合上。

“进来。”

我走进去。铁皮屋不大，一张桌子一张床，桌上堆着图纸和账本，墙边立着一个铁皮柜子。李哥靠在椅背上，从烟盒里弹出一根烟叼上，没点。他看着我，等我说。

“我爸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。

李哥把烟从嘴里取下来，在指间转了一圈。他没立刻回答，而是拉开抽屉，从里面翻出一个信封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边角磨毛了，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地址。他把信封推到我面前。

“你爸去年冬天来找我，”他说，“不是来还钱的。他是来跟我说一句话。”

信封上那个地址是我家的——村名、门牌号、邮编，一笔一划，写着“赵德贵收”。赵德贵是我爸的名字。那个字迹我认得，是我爸自己的。他很少写字，但每次写都很用力，笔画摁进纸里，背面能摸出凸痕。

“他说，‘李哥，那笔钱我记着，但我还不了。我儿子以后要是走到你跟前，你帮我照应着，钱就算清了。’”

李哥把烟点着了，吸了一口，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在灯光下散成一片灰蓝。

“我没答应他。我说钱是钱，人是人，别混为一谈。他把信封留下就走了。昨天你站在我面前，说实话——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你跟你爸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，尤其那个眼神，不低头，不看人，梗着脖子，活脱脱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”

他弹了弹烟灰。“我让你选留下还是走，不是为了那三千二。我就想看看，你跟你爸是不是同一种人——遇事就扛，扛不住就躲，躲不掉就闷着，闷到把自己闷成一截死木头。”

他看着我，眉疤在烟雾后面动了一下。

“你选了留下。那就留下。但你得把话说清楚——你到底在躲什么？”

铁皮屋里安静了片刻。外面有人在收工线上唱秦腔，破锣嗓子拽着调子，被风扯得忽远忽近。我站在桌前面，桌子边缘抵着我的胯骨，冰冰凉凉的。

“我没躲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跑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张了张嘴。那句在我嘴里嚼了八百遍的话忽然不干了，像一根甘蔗终于被嚼成了渣，什么味都挤不出来了。我想说我怕被按着头过一辈子，怕一结婚就钉死了，怕这辈子连县城都出不去。但话到嘴边，忽然觉得轻飘飘的，像一撮被风吹起来的碎纸片。

李哥看着我。他的眼神不催我，就那么看着，像在等一壶水慢慢烧开。

“我怕，”我开口了。声音有点涩，“我怕一辈子就这么定了。相亲、结婚、在县城找个活干、生个孩子、然后孩子长大再相亲。我姐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出去闯闯。我答应了。但我闯了半年，连村口都没走出去。我兜里只有五十块钱，连去市里的车票都不够。我怕的不是相亲，我怕的是——我连说不的资格都没有。”

我说完了。铁皮屋里静得能听见灯泡的电流声。

李哥把烟摁灭了。他站起来，绕过桌子，走到我跟前。他比我矮半个头，但肩膀宽得像一扇门板。他拍了拍我胳膊——正好拍在那块肿起来的肩胛骨上，我疼得抽了一口冷气，没躲。

“那你现在有了，”他说，“你在这儿干一天，就有说不的资格一天。你干一个月，你有底气回一次家。你干满五个月，你欠我的还清了，你欠你爸的也还清了——到时候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天王老子也拦不住你。”

他收回手，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翻开账册。“明天你换个活儿，去跟老陈学钢筋下料，那个技术活，学出来日薪能翻三倍。”

我站在原地，心跳压着耳朵，咚咚咚的。肩胛骨上的疼还在跳，但那个疼跟早上不一样了。早上的疼是闷的，钝的，像被人堵在一个角落里出不去。现在这个疼是敞着的，风吹过去，能感觉到凉。

“谢谢李哥。”我说。

他没抬头，挥了一下手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叫住我。

“赵东升。”

我回头。

“你爸今天没来，”他说，“但他昨天来的时候，在大门外站了四十分钟。老袁说，他就看着你搬水泥的方向，看了四十分钟，然后走了。”

门框抵着我的背，我喉结动了一下，没说出话来。李哥低着头拨算盘珠子，噼里啪啦的，再没看我。

我走回十二号棚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工棚之间的路上亮着几盏白炽灯，灯泡外面罩着铁网罩，照在地上的光斑是圆形的，一格一格的，像一排等着人踩上去的石墩子。

王军在棚门口等我。他递给我一卷新的创可贴，还有一小管红霉素软膏。“抹肩上，”他说，“明天你跟我学下料。”

我接过来，说了声谢。他摆摆手进了棚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抬头往天上看了看。工地上空没什么星星，探照灯的光把天映成一片灰橙色。但我往东边看了一眼，东边的天是黑的，黑得纯，黑得远。

那是家的方向。

我把创可贴和药膏攥在手里，掀开门帘走了进去。铺上的薄被还摊着，早上走得急没叠。我坐在铺沿上，把那管红霉素软膏拧开，挤了一点在手指上，撩起褂子，反手往肩膀上抹。药膏凉丝丝的，涂在磨破的皮肤上，先是一阵凉，然后慢慢烧起来，像有火苗在皮肤底下走。

我抹完药膏，把管子拧上，塞进枕头底下。手指碰到那个信封的边缘——昨晚李哥给的一百二十块钱，我还没动过。我把信封抽出来，拆开开口，里面是一张一百的、一张二十的，两张纸币都旧，边角卷着，还有一股烟味。

我把钱重新塞回去，把信封压回枕头下面。然后躺下来，盯着铁皮顶棚。

明天跟老陈学钢筋下料。技术活。日薪翻三倍。

我爸在工地门口站了四十分钟。

我闭上眼。那个画面浮上来——我爸站在大门口，看着我在灰土里一趟一趟搬水泥，看着我被胖子笑，看着我膝盖跪在地上。他看了四十分钟，然后走了。他腰不好，站着四十分钟，回去得在床上躺一夜。

他为什么不进来？

我翻了个身，肩膀上的药膏烧得正热。工棚外面秦腔停了，换成了另一个人的口琴声，调子我听过，是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吹得不太准，有几个音跑了调，但旋律还在，像一条被踩歪了的小路，还认得方向。

口琴声在风里飘着。我听着听着，眼皮沉了。

然后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是王军的手机，下午他借我打了个电话回家——我说响一声就挂，让我妈知道我没事。他把他那部旧摩托罗拉塞进我手里，屏幕是绿的，按键磨得看不清数字。

电话通了。响了半声我就挂了。我妈大概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号码。

但此刻，我自己的口袋里，那部借来的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
我摸出来。屏幕在黑暗里亮了，一条未读短信。号码是王军的，但他就在隔壁铺啊。

我点开。

短信只有三个字。

“你妈在。”

第4章

短信是王军发的，他就躺在我下铺对面的那张下铺上。我侧过头，从床铺的缝隙看下去，王军的脸被手机屏幕的绿光照着，他正侧躺着，拇指在键盘上按了几下，然后我的手机又震了。

第二条短信：“你下午打电话回家，她接到了。她没哭，说让你好好吃饭。”

我把手机扣在胸口，屏幕的光熄灭之后，工棚重新陷进黑暗。外面的口琴声停了，风把铁皮棚顶刮得哗啦响了一下，又安静了。我攥着手机，感觉那三个字“你妈在”在掌心里慢慢变热，像一块刚出窑的砖头。

第二天早上，王军带我去见了老陈。老陈就是昨天跟我搭档抬钢筋的聋耳师傅，他坐在B区角落的一个工棚下面，面前摆着一台老旧的钢筋弯曲机，手边搁着一把卷尺和一把粉笔。王军冲我比划了一下，意思是你跟着他学，然后就走了。

老陈看了我一眼，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筋头，用粉笔在弯折处画了一道短线，然后把钢筋头卡进弯曲机的转盘里，扳动手柄。“咔”一声响，钢筋弯了一个九十度的直角。他松开转盘，把那根弯好的钢筋递给我，又递给我一根直的，拍了拍弯曲机的手柄。

我明白了。他让我照着做。我卡进去，画线，扳手柄。第一根弯过头了，角度超过九十度，钢筋折得有点变形。老陈摇了摇头，把那根废料扔到旁边一堆弯折报废的钢筋里，又递给我一根。

第二根，第三根。到第五根的时候，角度准了。老陈没说话，但他把那根弯好的钢筋拿过去，对着图纸比了比，点了点头。然后他摊开一张钢筋配料单，指着一列数字，又指了指地上的原材料。我搬过一捆钢筋，按着他单子上标的尺寸，一根一根量，一根一根下料，弯成图纸要求的形状和尺寸。

一整个上午，我跟老陈之间没说一句话。他聋，我哑。我们之间只有钢筋碰撞的声音、弯曲机转盘旋转的咔咔声、还有粉笔在铁皮上划过的嘶嘶声。但这反而比我之前干过的所有活都让我觉得踏实。每一根钢筋都是有标准的，弯多了不行，弯少了也不行，尺寸卡死了，误差必须控制在半厘米以内。机器不会笑你，钢筋不会问你来干什么，你把它弯对了，它就老老实实躺在那里，等下一个人来把它绑成骨架。

中午歇工的时候，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两个馒头和一截火腿肠。他把馒头和火腿肠掰成两半，递了一半给我。我接过来，咬了一口馒头，干噎了，他递过来一个军用水壶。我灌了一口水，壶嘴碰着嘴唇的时候，我想起了昨天那个给我水喝的搅拌机旁的老工人——他后来再没跟我说过话，但每次我从他身边经过，他都会把水壶搁在显眼的位置。

下午收工前，老陈让我自己弯一组箍筋。十根，尺寸规格写在单子上。我蹲在地上量尺寸、画粉笔线、卡进转盘、扳手柄。弯到第八根的时候，手腕上的力气用尽了，转盘卡住不动。我换了个姿势，用手肘顶住机架，另一只手猛地一扳，“咔”，钢筋弯过来了。但手柄回弹的时候打在我左手虎口上，铁手柄磕出一个血泡，鼓起来，紫红色的，里面汪着一点血。

我把血泡按了一下，疼，但没破。我继续弯完了最后两根，然后把十根箍筋摆成一排，等着老陈来验。

老陈走过来，蹲下。他一根一根拿起来看，对着图纸比对尺寸，又用卷尺卡了卡弯折处的弧度。看了五根，他没说话。看到第八根的时候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很淡，像在看一根弯得合格的钢筋，没什么情绪。但他把那十根箍筋收起来，码到了合格品的堆里，然后拍了拍我的手背——正好拍在那只起了血泡的手上，我缩了一下，他没管，转身走了。

他收了我的货。那就是认可。

晚上回到十二号棚，王军已经在了。他坐在铺沿上抽烟，看见我进来，把烟掐了，朝我招招手。我走过去，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破旧的笔记本，翻开，里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公式和符号。

“钢筋下料的几种算法，”他说，“老陈教不了你这些，他识字不多。你自个儿看，不懂问我。”

我把笔记本接过来，翻了翻。里面画了好多示意图，钢筋的弯钩长度、弯折调整值、保护层厚度，一笔一划写得整整齐齐。字不算好看，但每个数字后面都跟着一个验算过程，有的地方还圈了红圈，旁边批注着“此处易错”。

“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？”我问。

“去年冬天，”他说，“我跟老陈学的时候，边学边记的。今年有新工人来，我就借给他们看。你是第五个。”

“前四个呢？”

王军把烟头捡起来，丢进床脚的铁皮罐里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走了两个，一个去了省城，一个进了厂。还有一个——你见过的，胖子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胖子？那个笑我逃婚、把我相亲纸条塞进自己口袋的胖子？

“他以前也干下料？”我问。

“干了一个月，”王军说，“然后李哥让他去干搬运。他力气大，但下料算不准，废了十几根主筋，李哥把他调走了。”

他说完躺下了，翻了个身背对着我。我看着手里那本笔记本，封面上有一块油渍，像是什么汤洒上去又干了。我把它塞进蛇皮袋里，贴着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放着。

那晚我睡得很早。或许是累透了，或许是因为那本笔记本压在枕头底下，沉甸甸的，像一个承诺。我梦见自己坐在一台巨大的弯曲机前面，面前的钢筋像蛇一样扭动着，弯成一个接一个的圈，圈圈套在一起，最后变成一把锁。我伸出手去握那把锁，锁面烫手，上面刻着一个“李”字。

我醒了。天还没亮，工棚里黑着，下铺的呼噜声此起彼伏。我坐起来，摸黑穿鞋，然后掀开门帘走了出去。

外面冷。秋天的凌晨，露水把工地上的碎石都打湿了，踩上去软塌塌的。我走到B区，看见老陈已经到了。他坐在那台弯曲机旁边，手里捧着一缸热茶，茶叶梗子在搪瓷缸里漂着。他看见我来了，没说话，只是把那缸茶往旁边挪了挪，给我腾了个位置。

我坐下来。我们谁也没说话，就这么在黑暗里坐着，等天亮。

太阳出来之前，老陈把一张新的配料单推到我面前。上面的尺寸比昨天复杂了一倍，弯钩带弯折，还要算收缩余量。我拿了粉笔和卷尺，蹲在地上开始量，老陈在旁边喝茶，偶尔拿脚尖点一下我画错的位置。

那天我弯了三十七根箍筋，废了三根。废的三根老陈没骂我，只是用脚尖把那三根拨到废料堆里，又推过来一根新的。我接过新钢筋的时候，看到他脚边那个搪瓷缸里，茶已经凉透了，但他一直端着，没放下过。

接下来的日子变成了一种节奏。天亮之前到B区，跟老陈喝茶等天亮，然后量料、画线、下料、弯曲，中午吃馒头或者饭盒——自从姐夫那天来送过饭之后，我姐隔两天就托人带饭盒来，有时候是红烧肉，有时候是土豆炖牛肉，有时候是鸡蛋炒西红柿。带饭的人不同，有时候是开大货车的司机，有时候是隔壁村去县城赶集的大婶，但饭盒都是一样的，铝的，摞在一起，橡皮筋箍着。

饭盒盖子内壁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，我姐的字迹，圆乎乎的，像一颗一颗饱满的黄豆。第一行写的是“东升，多吃点”。第二行写的是“妈让我问你，肩膀好点没”。

我看到第二行的时候，嘴里嚼的那块牛肉忽然咽不下去了。我使劲咽，咽了半天才下去，嗓子眼跟着一梗。

大概过了一周，王军的笔记本我已经翻了大半。下料的那几种算法我背下来了，弯折的调整值也能张口就来。老陈开始让我自己读图纸，他坐在旁边看着，如果我读错了，他就用粉笔头砸我的后脑勺。粉笔头很轻，砸不疼，但每次一砸我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回头重新读。

那天下午我读一张基础承台的配筋图，承台尺寸大，钢筋密，上下两层网片加弯折锚固。我正数着钢筋根数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。那个脚步声跟工人不一样，工地上的工人走路都是拖着脚的，鞋底磨着碎石，沙沙响。而这个脚步声是抬着走的，落地轻，节奏稳。

我回头。

看见了我妈。

她站在B区工棚的边上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，围着我姐那条红围巾。头发好像白了一些，被风吹得乱蓬蓬的，几缕粘在嘴角。她手上提着一个布袋子，布袋子上印着“县棉纺厂”几个褪色的红字。

她没走过来。她就站在那里，看着我，嘴唇抿着，嘴角往下撇，像要哭又使劲绷住了。

我放下手里的钢筋，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的伤还没好利索，腿弯了一下，但我撑住了。我朝她走过去，走到她跟前，距离大概两步远，我停下来。

“妈。”

我妈没说话。她把那个布袋子递过来。袋子沉甸甸的，提手勒在她的指关节上，勒出几道红印子。我接过来，打开看了一眼——里面是叠好的干净衣服，三件白衬衫，两件蓝布褂子，还有一双新解放鞋。衣服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里装着煮鸡蛋，热着，蛋壳上的水汽把塑料袋壁蒙得模糊一片。

“你爸让我带过来的，”她说。声音哑着，像是哭过又忍住了，“他腰又疼了，来不了。他说让你别担心他，他自己知道吃药。”

她把围巾往上拽了拽，裹住下巴。秋天的风从工棚之间穿过来，把她外套的下摆吹得往后飘。

“那相亲……”我说。

“我退了。”她说，声音还是哑的，“给人家姑娘家里打了电话，说你出去打工了，人家姑娘爹说没事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张婶骂了我一顿，说我耽误人家事儿。”

她顿了一下，眼睛看着我肩膀上那件被磨透了又补上的蓝布褂子。补丁是我自己缝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线头露在外面。

“你瘦了。”她说。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一天吃三顿呢，姐还老给我带饭。”

她抬手碰了一下我的肩膀。隔着褂子，她的手指落在那块已经结痂的磨伤上面，轻轻碰了一下，又缩回去了，像碰一块刚抹了水泥的墙面，怕留下指印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她说，“你爸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”

她转身。我看着她往前走，深灰色的背影越走越远，红围巾在风里甩了一下，又一下。她走到工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隔得太远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。她冲我摆了摆手，然后拐出了大门。

我站在原地，布袋子坠在手里，沉甸甸的。鸡蛋的温热从塑料袋壁透出来，贴着我的手指肚。

那天晚上我回到十二号棚，把布袋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。三件白衬衫，叠得棱角分明，领口翻得整整齐齐，像是熨过的。但我知道我妈不会用熨斗，她是用手掌一遍一遍压平的。衬衫上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，混着一点灶台上的烟火气。

新解放鞋的鞋底上贴着一张标签，写着“42码”。我妈记得我的鞋码。

我把鸡蛋掏出来，剥了一个。蛋壳一片一片揭下来，露出白嫩嫩的蛋白。我咬了一口，蛋黄是溏心的，流了一点在手指上。我舔了一下指头，咸的。

然后我翻到布袋子的最底下，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掏出来一看，是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用圆珠笔写着“东升”两个字，也是我姐的字迹。我把信封拆开，里面是一张叠好的信纸，和一卷钱。钱是十块十块的一沓，用橡皮筋扎着，数了数，一共两百块。信纸展开，上面只有几行字。

“东升，妈走之后给你塞的。她说这是她偷偷攒的，别告诉爸。她说你要是觉得工地太苦，就拿着钱去市里找个技校学门手艺。她说你从小就手巧，修个收音机补个盆什么的，比谁都快。她说别回来了。等你混好了，再回来。”

信纸底下有一行小字，笔迹换成了我妈的，笔画软塌塌的，像用筷子蘸水在桌上写的。

“注意肩膀。”

我把信纸叠好，塞回信封里，又把信封和那两百块钱一起压到枕头底下。旁边是李哥给的一百二、工地上发的日结工资——这些日子攒下来也有小一千了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叠钱的厚度，手指肚擦过纸币的边缘，沙沙响。

我躺下来。外面的风又大了，铁皮棚顶被刮得咣当咣当响，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跑。我闭上眼，脑子里转着今天看到的画面——我妈站在B区工棚边上，风把她头发吹乱了，她没拢，就那么乱着。

她说了“别回来了”。

但她说“等你混好了，再回来”。

我翻了个身。肩胛骨上的伤已经长好了，新长的皮肉比旁边的肤色浅一圈，摸着微微凸起，像一小块被磨平了又长出来的地图。我用手掌盖住那块地方，掌心能感觉到心跳，一下一下的，从骨头里往外面拱。

枕头底下的手机忽然震了一下。我摸出来，是王军发来的短信——他现在已经习惯了用短信跟我说话，大概是因为在一个棚里躺着，有些话面对面不好开口。

短信只有一行字：“你妈今天来的时候，李哥在大门口站了一刻钟。”

我盯着屏幕上的字，看了三遍，然后把手机扣在胸口。屏幕的绿光从指缝里漏出去，在天花板上投了一个模糊的光斑。

李哥在大门口站了一刻钟。

他为什么没过去打招呼？

我闭上眼。那个问题又回来了，像一只蛾子，在黑暗里扑腾着翅膀，撞着铁皮墙，一圈又一圈。